向高价值先进制造业转型，为发达国家的未来创造优势：随着制造业不断采用更先进与更精细的产品、工艺技术和材料，20世纪的传统制造业强国(即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于2016年再次回到最有竞争力国家前10强的行列。这些投资于先进制造业技术的国家预计在2020年之前将保持在前10强之列。创新、人才和生态系统是上述国家重建实力的关键要素。

　　出现两个强有力的区域集群：在制造业竞争力前10强的国家中，两个地区即北美和亚太地区在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北美三国全部位列前10强且它们有望在今后五年内仍保持前10强的地位。位于亚太区的五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和印度)有望在2020年前排名前10强，因此只留下两个位置给德国和英国，代表前10强的欧洲国家。

　　金砖四国的分解：在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2016年，只有中国被企业高管看作是排名靠前的制造业国家，其他三个国家在过去几年内排名显著下降。这三个国家中，巴西的排名降幅最大，从2010年的第5名降至2013年的第8名，又在2016年的排名中跌至第29名。同样的，俄罗斯从2010年的第20名降至2013年的第28名，2016年进一步下滑至第32名。另一方面，印度仍然有望从2016年排名第11名上升到2020年的第5名。

　　“强力五国”的崛起：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五个亚太国家(“MITI-V”,也称为“强力五国”)预计在未来五年将跻入制造业竞争力前15强。这些国家能够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灵活的制造能力、有利的人口分布、市场和经济增长方面成为“新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它们的竞争力排名将上升，而中国继续在制造业领域将重心转向更高价值和先进技术的制造模式。

　　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因素

　　人才仍然排在首位：与2010年和2013年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的研究结论一致，制造商仍将人才列为全球制造业竞争力的最重要驱动因素。

　　成本竞争力(第二名)、生产力(第三名)以及供应商网络(第四名)也很关键：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时代，除了建立强大的供应商网络和生态系统以外，控制成本、提高生产力以增长利润，对制造商来说仍然非常重要。

　　公共政策的影响

　　对制造业更有利的政策环境：美国、欧洲和中国的企业高管均表示，就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而言，他们各自所在的国家有许多甚至比三年前更为有利的政策。特别是围绕技术转让以及科学创新等领域，高管表示，他们所在的国家均有优惠政策，鼓励制造商更多地使用先进技术来提高其制造业竞争力。知识产权保护也在美国和欧洲竞争力优势排名中上升至靠前的地位，但是并未出现在中国的竞争力优势排名中。

　　美国企业高管的观点：与三年前的研究相比，美国高管这次更赞同美国的政策。根据美国高管的观点，以可持续发展、技术转让、货币控制、科学创新、对外直接投资(FDI)、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安全卫生监管为中心的美国政策，有助于为他们的企业创造一个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美国高管将与公司税率、医疗保健、劳动力和境外收入课税相关的政策认定为美国制造商的竞争力劣势。

　　中国企业高管的观点：在中国，鼓励或直接投资科技、技术转让、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似乎正在帮助中国企业创造竞争优势。不过，中国的高管们也表示，一些政策正在抑制他们的企业竞争力，包括企业和个人税率、劳动法以及政府干预和/或所有权。

　　欧洲企业高管的观点：欧洲商界领袖将欧洲大陆的反垄断和产品责任法以及与知识产权保护、医疗卫生、技术转让、可持续发展和科学有关的政策看作他们的竞争优势。此外，只有四个政策被视为明显的劣势，包括劳工政策、个人和企业税率、以及经济和财政政策。

　　美国潜力释放

　　随着全球制造业趋势继续转向更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许多表现最出色的国家(包括美国)已经投入巨资，建立连接人员、资源、政策和组织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有效地将新的理念转化成商品和服务。这些领先的制造业国家不断通过公共方式投资研究和开发，同时激励私营部门以建立协作创新生态系统的方式开展自主研究。通过整合政府、学术界和私人股权投资者建立和维持的这些生态系统，为参与其中的制造商带来显著的好处。

　　在今年的研究中，受访高管将最具竞争力的前四名中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列入制造业创新最强劲的国家。

　　高、中、低端制造业的出口分析清楚地显示，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德国、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总体制造业出口的绝大部分，自2010年以来，这几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一直在上升。此外，这些高端技术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人均GDP产出的劳动力生产率排名也很高(见图1)。

　　在那些对人才和技术投资巨大的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已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并继续提高其整体竞争力，其排名已逐渐从2010年的第4位上升到2013年的第3位，在2016年又升至第2位，而且企业高管预计，美国在未来五年将夺得第一名。

　　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在上个世纪发展迅速，使美国成为研发活动方面的全球领先者，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在研发方面的高支出(2013年估计达到4,570亿美元)、顶尖学府和研发人才、以及对先进技术商业化的巨额风险投资(VC)得以证明。美国的企业高管一直强调预测分析、支持“物联网(IoT)”的智能互联产品和先进材料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并对他们企业的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见表2)。

　　日本的情况仍然与美国类似，虽然不太明显，其全球排名从2013年的第10位提高到2016年的第4位，预计日本在2020年之前将一直保持该排名。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国家-德国，也将其排名从2010年的第8位提高到2013年的第2位。预计在2020以前，德国将保持第3名的位置。英国在今年的排名也开始回升，进入前10名的行列中，归因于其在航空航天和生命科学等高端行业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事实上，英国的航空航天业的收入占全球航空航天市场收入的17%，属欧洲地区市场份额最大的国家，在全球仅次于美国。

　　与美国和日本的同行公司相比，欧洲公司都不约而同的把赌注押在“智能工厂”和“智能产品”上，这些与物联网(见表二)、数字化设计、仿真及集成有着紧密关联，并形成产品生命周期的闭环。作为工业自动化机器的主要生产国，德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智能工厂”，里面制造工业机器时的人工投入很少。德国政府还推出了“工业4.0”的倡议，汇集其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传感器、先进机器人和自动化方面的能力，意在推动德国进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很显然，欧洲在发展先进技术方面，已有一套集中的方式，并结合了欧洲各国的发展重点，这与“工业4.0”的倡议相一致。

　　中国的优势与不足

　　中国今年蝉联制造业竞争力排名第一名，不仅仅因为其传统的低成本价值主张，还因为中国创新基础设施的长远发展，巩固了先进技术在其今后制造业中的作用。

　　中国之所以成功发展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原因在于其研发开支显著增长(有些专家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每年有大量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的毕业生，十分注重技术商业化以及强劲增长的风险资本投资。在某些领域，中国甚至超过了美国，这点可以通过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2号或银河系2号证明，将“高性能计算”连同预测分析和智能工厂视作最有前途的先进制造技术(见表2)。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创二十多年以来的新低，而经济放缓有可能进一步持续，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将放缓至6.3%，2017年至6%。经济增长率低的原因之一是不断下滑的制造业活动。工业附加值在2007年增长了14.9%，达到其峰值，而在2014年已减少了一半以上，降至6.9%。由于需求下降引起工业活动不断下滑，进而导致工厂产能过剩。中国汽车行业目前产能利用率，从2009年的100%下降至70%。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41%下降到2014年的36%，其中大部分转向了服务业。

　　制造商不仅担心经济增长的持续衰退和制造业增值服务，还担心劳动力成本。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而比1995年涨了15倍。因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成本套利下降，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已经把他们的生产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或搬回自己国家。

　　人口老龄化是计划在中国投资的制造商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劳动力人口(15岁-64岁年龄段)的年增长率第一次转为负数。到2030年，年轻人口(即15岁-39岁的群体)所占的比例将有可能从2013年的38%下降到28%。

　　以上是企业高管总结的诸多挑战，他们认为中国将从2016年无可争议的第1位降至2020年的第2位。

　　附录：关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补充分析

　　研究方法

　　《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是德勤有限公司(“德勤”)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团队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编制的第三份研究报告，前两次研究报告分别发表于2010年和2013年。

　　这个持续多年的研究平台，旨在帮助全球行业高管和决策者评估决定公司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因素并识别出有望在2020年之前提供最有竞争力的制造环境的国家。2016年研究收集了世界各地逾500名制造业高管的调查反馈。

　　为了更精确地量化各个国家/地区的竞争力，我们要求制造企业的高管一共评估了40个国家/地区在当前与五年后的整体制造业竞争力。这个名单是参考部分高管的抽样结论以及委员会、德勤与克莱姆森大学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意见后，共同拟定出来的;

　　参与调查的高管也可以添加和评估不在此名单上的任何国家/地区。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即是根据他们对每一国家/地区在制造业方面的相对吸引力评分直接统计出来的。

　　在计算分数时，企业高管的评分是经过标准化程序，藉以调整因为国家和文化差异、行业类别以及公司规模大小(以年收入美元为评断标准)可能造成的误差。在多个地区设有办事处并实际营运、销售和/或经销的公司会被认为具有较多的全球经验，他们的评分会获得较高的权重。

　　此外，以前的研究显示，公司规模也是影响该公司全球经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我们应用启发式算法，即根据公司的年收入多少对该公司受访高管的评分给予不同的权重，作为衡量公司全球经验的替代标准。年收入低于5,000万美元的制造商所获得的权重最低，而年收入在50亿美元及以上的公司则可获得最高的权重。

　　这种加权计分的方法不但减少十二大制造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及其组成要素之间的区域差异，也降低了最具竞争力国家/地区在竞争力指数上的区域差异。而且，令人毫不意外的是：无论公司的总部设在何处，大型制造业公司彼此之间对于国家竞争力及其驱动因素都有较多共同的看法，而跟那些大多只设在母国的小型公司有较大的差异。